记者：您认为在非遗传承方面最大的困难是什么?

　　马：我们今天所谓的非遗都是中华文明——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时期遗留下的产物。这两个文明的特点是生活节奏相对比较缓慢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是那时从容的生活状态。我们现在的生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快速，那么大的地球现在变成了一个地球村，它们都是工业文明的成果。工业文明是一个新的文明形态，也是我们人类创造的。在中华大地里生成起来的我们的农耕文明，曾经引领了世界很长时间。遇到工业文明，对我们是一个挑战，一个极大的挑战。原来安逸的理想国不复存在，那是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，同时也是我们的文明从波峰走下来，相遇的时候工业文明自然是强势。那么，我们如何迎接工业文明的到来呢?我很赞同汤因比“挑战与应战”的理论，我们人类不断地在挑战与应战当中发展成熟自己，推进了人类文明的进程。与其缩后我们不如主动应战，这个应战我们需要对我们的传统和今天的文明“相遇”保持怎样的心态，电脑、手机不是我们发明的，但毕竟使用时还是我们的方块字、象形字，说的是我们自己的民族语言，电脑、手机的使用在这个时代让我们生活和工作更加便利。要多找到这种契合点，一味去埋怨发牢骚是没有用的。我认为，过于理想化，不切实际的非遗保护也是影响非遗的传承，还得要面对现实。在对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上，教科文的官员反复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的差别，指出：物质文化遗产的重点是尽可能保持这项遗产的原貌，使其保持不变。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动态的，不可能是永远一成不变的，因时而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的特性。“重要的不是如何保护我们已经传唱已久的歌曲和戏，而是吸引新的传承者并且给予他们足够的资源和条件，使他们能够创作出新的歌曲”，“通过一切方式向新一代传递这些文化，并将这些文化融入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，这就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法。”我们从政府角度和学者角度还是要保持比较理性的态度，要认准自己的文化是充满着生命力的，只不过现在遇到了一些困难，这个困难可以跨过去，或者说这个困难根本不是矛和盾，而是可以融合的。连陕北剪纸的传承人都切身体会到“传统的非遗如何走进现代生活并适应它，这是手艺人和传承人要迈过的一个坎”，这是她们的原话。这个坎一定要迈过去，表现形式上可能要多想一些办法，多样化一点，这要求我们应该打开思路。我们非遗保护工作有一句话叫“秉承传统不失其本”，在这个原则下要有一些创新，一些新样式和品种;所有的样式和品种应该带着我们自己的元素和基因，不应该是面目全非的。非遗的魂不能丢，无论剪纸走到哪里还是像剪纸而不像别的什么形式，刺绣还是像你这个地区的刺绣，哈密刺绣，江苏的苏绣，潮汕的潮绣，各地区的个性和特色是不能丢的。

　　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现代和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发展的矛盾。今后，在我们的研培计划培训地和传统手工艺工作站，老师和传承人帮助年轻手艺人进一步恢复他们的传统的精湛技艺，开拓创新思路。我们把最好的非遗都记录保留了下来，传承在继续，它们仍然是鲜活的。

　　记者：您认为非遗保护能否借助社会力量的支持?

　　马：《非遗法》第九条规定“国家鼓励和支持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”。目前社会力量的支持还比较弱。现在大环境好多了——大家都抢非遗保护这个名头，从原来不问津到现在开始成为热门，打着非遗保护的幌子背后暗藏着很强功利性的现象也越来越多。非遗保护是公益性事业，更多的是需要保护、需要扶持。打着非遗的旗号想短时间赚大钱捞一笔的话，这样的文化公司也会很失望的。我们提倡企业积极参与到非遗保护工作中来，但不会硬性要求做完全奉献、没有回报的参与，因为这种方式是不可持续的。企业在非遗中经济效益方面的回报周期可能会较长，但会在树立企业公众形象、扩大企业社会知名度等方面获得很好回报。我们在实施研培计划的过程中，邀请一些有意向的企业参与其中，比如支持企业到非遗项目所在地设立工作站，就是希望能够建立一种既有利于非遗保护，又使企业受益的长期合作机制，实现共赢。